第54章 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(2)(2/2)

esp;&esp;形上学的方法论

esp;&esp;不这个故事是真是假，它暗示这样的真理：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，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；在达到哲学的单纯之前，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。

esp;&esp;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上学系统，无论它在方法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，无一不给自己上“神秘主义”的大帽。负的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。但是甚至在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斯宾诺莎那里，正的方法是用得极好了，可是他们的系统的也都有神秘质。哲学家或在《理想国》里看“善”的“理念”并且自与之同一，或在《形上学》里看“思想思想”的“上帝”并且自与之同一，或在《理学》里看自己“从永恒的观看万”并且享受“上帝理智的”，在这些时候，除了静默，他们还能什么呢？用“非一”、“非多”、“非非一”、“非非多”这样的词形容他们的状态，岂不更好吗？

esp;&esp;前面第二章我表示赞同诺思罗普教授说的：西方哲学以他所谓“假设的概念”为发，中国哲学以他所谓“直觉的概念”为发。其结果，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，负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。家尤其是如此，它的和终都是混沌的全。在《老》、《庄》里，并没有说“”实际上是什么，却只说了它不是什么。但是若知了它不是什么，也就明白了一些它是什么。

esp;&esp;在西方，康德可以说曾经应用过形上学的负的方法。在他的《纯粹理批判》中，他发现了不可知者，即本。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，不可知就是不可知，因而就不能对于它说什么，所以最好是完全放弃形上学，只讲知识论。但是在习惯于负的方法的人们看来，正因为不可知是不可知，所以不应该对于它说什么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，对于不可知者说些什么；而仅仅在于，对于不可知是不可知这个事实，说些什么。谁若知了不可知是不可知，谁也就总算对于它有所知。关于这一，康德了许多工作。

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世而又世的，中国的哲学也是既世而又世的。随着未来科学的步，我相信，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，必将让位于科学；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，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。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世而又世的。在这方面，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。

esp;&esp;在中国哲学史中，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；事实上，对它太忽视了。因此，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，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的原因之一。由于缺乏清晰的思想，其单纯也就是非常素朴的。单纯本是值得发扬的，但是它的素朴必须通过清晰的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。清晰的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，但是它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。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。另一方面，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。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。

esp;&esp;在《新知言》一书中，我认为形上学有两方法：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。正的方法的实质，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；负的方法的实质，则是不说它。这样，负的方法也就启示了它的质和某些方面，这些方面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的。

esp;&esp;人必须先说很多话，然后保持静默。

esp;&esp;我们已经看到，佛家又加了家的负的方法。家与佛家结合，产生了禅宗，禅宗的哲学我宁愿叫静默的哲学。谁若了解和认识了静默的意义，谁就对于形上学的对象有所得。

esp;&esp;禅宗有个故事说：“俱胝和尚，凡有诘问，唯举一指。后有童，因外人问：‘和尚说何法要？’童亦竖起一指。胝闻，遂以刃断其指，童号哭而去。胝复召，童回首，胝却竖其指，童忽然领悟。”（《曹山语录》）

esp;&esp;由此看来，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，倒是相辅相成的。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，应当始于正的方法，而终于负的方法。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，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。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，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。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，更不在清晰思想之。毋宁说它在清晰思想之外。它不是反对理的，它是超越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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