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5章 新儒家：两个学派的开端(1)(2/2)

esp;&esp;邵雍的图，也有助于提理的观念。邵雍以为，他的图所表示的就是个事生成变化的规律。这规律不仅在画图之先，而且在个事存在之先。邵雍以为，伏羲画卦之前，《易》早已存在。“二程”中有一位说：“尧夫（邵雍的号。——引者注）诗：‘……须信画前原有易，自从删后更无诗。’这个意思古原未有人来。”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上）这理论与新实在论者的理论相同，后者以为，在有数学之前已有一个“数学”。

esp;&esp;当然，直接刺激了程、朱的，还是张载和邵雍。前一章我们看到，张载用气的聚散，解释的特殊事的生灭。气聚，则万形成并现。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，为什么事有不同的类。假定一朵和一匹叶都是气之聚，那么，为什么是，叶是叶？我们还是到茫然。正是在这里，引起了程朱的“理”的观念。程朱认为，我们所见的宇宙，不仅是气的产，也是理的产。事有不同的类，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。是，因为气聚时遵循之理；叶是叶，因为气聚时遵循叶之理。

esp;&esp;不过程朱哲学并不是名家的继续。他们并没有注意公孙龙，也没有注意第十九章讲的新家所讨论的名理。他们直接从《易传》发展他们的“理”的观念。我在第十五章已经指，家的“”与《易传》的存在着区别。家的“”是统一的最初的“一”，由它生宇宙的万。相反，《易传》的则是“多”，它们是支宇宙万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。正是从这个概念，程朱推导“理”的观念。

esp;&esp;照程颐的说法，理是永恒的，不可能加减。他说：“这上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。是它元无少欠，百理备。”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上）又说：“百理在平铺放着。几时尧尽君，添得些君多；舜尽，添得些多。元来依旧。”程颐还将“形而上”的世界描写为“冲漠无朕，万象森然”。它“冲漠无朕”，因为其中没有事；它又“万象森然”，因为其中充满全的理。全的理都永恒地在那里，无论实际世界有没有它们的实例，也无论人是否知它们，它们还是在那里。

时候必须的，也只是记起自己与万本来是合一的，并“以诚敬存之”而行动。用这方法，本来的合一就会在适当的程中恢复。这就是程颢哲学的一般观念，后来陆九渊和王守仁详细地发挥了。

esp;&esp;程颐也区别“形而上”与“形而”。这两个名词，源《易传》：“形而上者谓之，形而者谓之。”（《系辞传上》）在程朱的系统中，这个区别相当于西方哲学中“象”与“”的区别。“理”是“形而上”的“”，也可以说是“象”的；“”，程朱指个事，是“形而”的，也可以说是“”的。

esp;&esp;程朱的“理”的观念的起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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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sp;&esp;第八章已经讲过，在先秦时代，公孙龙早已清楚地区分了共相和事。他持说，即使世界上没有本是白的，白（共相）也是白（共相）。看来公孙龙已经有一些柏拉图式的观念，即区分了两个世界：永恒的，和有时间的；可思的，与可的。可是后来的哲学家，没有发展这个观念，名家的哲学也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。相反，这个思想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，过了一千多年，中国哲学家的注意力才再度转到永恒观念的问题上。这样的主要有两个思想家，就是程颐、朱熹。

esp;&esp;程颐的“理”的观念

esp;&esp;张载与邵雍的哲学联合起来，就显示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事的“形式”与“质料”的区别。这个区别，程朱分得很清楚。程朱，正如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以为世界上的万，如果要存在，就一定要在某材料中现某原理。有某，必有此之理。但是有某理，则可以有，也可以没有相应的。原理，即他们所说的“理”；材料，即他们所说的“气”。朱熹所讲的气，比张载所讲的气，象得多。